Many Faces of Security: Discursive Framing in Cross-border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security has emerged as a new discourse in water governance beyond transboundary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how security is framed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RBOs), key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ransboundary water governance operating in many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around the world. As an example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RBOs can promote joint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erve as a form to bring together diverse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of cross-border river basin governance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We ask: How is security framed in the discourse of RBOs? We examine how diverse actors frame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RBOs and at various scales and around certain management actions in a case study of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 well-established RBO.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links between water security, food security, and energy security in the broader water and development discourse. We analyze what the findings mean for cross-border governance more broadly.     

湄公河名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变迁

湄公河这个名称是从英文MekongRiver一名音译过来的,而英文Mekong这个名称又是从傣泰语民族对这条河流的称呼MaeNamKhong这个名称演变过来的。如果按照傣泰语的发音来音译的话,MaeNamKhong应该译为“湄南公”。在傣泰语言中,“湄南”是河的意思,而“公(”Khong)这个词,则是从Krom或Khom这个词演变而来的。Krom或Khom是泰国的泰族和其他一些傣泰语民族对孟高棉语民族的一个泛称。因此,“湄南公”是湄公河的名称的含义,就是“孟高棉语民族的河”。作者认为,傣泰语民族把流经他们土地的这条河流叫做“孟高棉语民族的河”的原因在于:这个名称反映了一段湄公河流域民族变迁的历史,即孟高棉语民族是该流域的土著居民,至少是比傣泰民族要早的当地居民,而傣泰民族则是后来才迁到该河流域的民族。虽然孟高棉语民族和傣泰语民族在该流域的分布空间已发生了根本的置换,但湄公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反映这种民族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临沧经济发展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技术的合作与开发,对临沧市乃至云南省对外开放、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临沧具有区位和资源两大优势,在参与次区域合作开发中,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需要背靠全国,面向东南亚,经贸并举,参与竞争。     

从“普遍竞争”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动向

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次区域长期存在着普遍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日本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争、地区合作制度之争、地缘政治之争与海洋安全之争。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双方在湄公河次区域出现了合作动向,主要表现为两国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从次区域的“普遍竞争”关系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美国因素带来的国际大环境变化,助推中日展开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的重要“节点”和中日的传统经济合作伙伴,为两国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广域的合作视角与具体的合作平台;三是泰国作为次区域中等国家,主动协调中日两国展开合作。尽管日本在次区域与华竞争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双方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两国的次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思路。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投资援助的特点探析

亚行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在亚太地区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仅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也帮助各国建立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亚太地区减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主导者、筹资方,亚行利用该机制,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投资援助,形成了独特的投资援助特点,为次区域各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次区域国家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新机制正式运行。亚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一些好的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澜湄合作借鉴和学习。     

中国国际河流争端解决的困境初探

国际河流的水资源通过自然越境而打破流域各国领土的完整性与封闭性,国际河流的争端对于任何一个流域国都是不可避免而又复杂多样的,如何应对和解决既是一个各主权国家间博弈的过程,也是多种渠道并行不悖的合作过程。就中国国际河流利用和保护所面对的局势加以探讨,提出中国国际河流争端的求解途径。     

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比较

广西在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的开发成员之后,面对的不利形势是地缘没有云南省那样的优势,广西壮侗民族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泰佬掸诸民族的文化相似性为广西参与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建设中提供文化连接,广西以文化项目入手将占有优先地位。     

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发的战略分析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5个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广西加入次区域合作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图,意义重大。广西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新参与方,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以重点项目带动,开展多领域合作,努力使广西参与次区域合作产生实质性效果。     

云南木薯产业的现状及发展战略

随着木薯作为生产非粮燃料乙醇的原料地位的确立,世界各国对木薯的需求量日益增大,中国成为木薯最大的进口国.在对云南木薯产业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云南木薯产业的发展应该结合云南的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有关木薯产业的合作,走出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木薯,产业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论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与中国的任务

亚洲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大湄公河地区是亚洲经济增长较为薄弱的次区域之一。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不仅能够为亚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未来地缘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亚行将制定未来10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应及时把握亚行战略方向,以亚行自身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中国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向有利于各成员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