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惠公

晋惠公并非一个庸碌无为的君主。晋惠公在位期间，晋国社会继续得到稳固 和发展。晋惠公许赂又背赂、作爰田、作州兵与和戎等一系列作为不仅为晋国的富强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并且为晋文公及其以后晋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我们 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给予晋惠公一个公允的评价。     

全球化与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困境及出路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其间包含着“文明的全球化”与“文明的本土化”的“二律背反”。文明和全球化只是创造了不同地域的本土文明进行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契机。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同时 ,要警惕“全球化”的陷井。     

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

传统不是器物遗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精神规定,传统是在现代文化运行中生成的事实和意义的复合,是由不同时代的变异体组成的连续体。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和文艺学中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所谓话语霸权在当代中国也只具有十分有限的意义。中国当代文艺中也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的典范。传统的生成类似于基因的生成,但基因制约性在当代条件下的受到限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对全球化冲击,我们的文艺学应具有无为和有为相统一的智慧和策略。     

信息霸权的国际政治学思考--兼论美国的信息霸权

信息霸权是指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如制网权)妨碍、限制或压制他国对信息的自主动用,以谋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利益.信息霸权巩固了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数字鸿沟则对发展中国家维护信息主权形成强烈冲击.构建信息时代的信息主权和国家安全屏障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及时维护国家利益,又要有长期的战略措施.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卡伯拉尔远航印度意义初探

1500-1501年卡伯拉尔率葡萄牙舰队远航印度,堪称地理大发现第一阶段仅次于三大航行的第四大航行。这次远航经过了欧美非亚四大洲,往返行程5.5万公里。卡伯拉尔远航开创了发现、殖民南美大陆和巴西的进程,重新发现了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从此葡萄牙人在印度辟建商站立足插手,创建商业殖民帝国;同时开始在印度洋上打击摩尔人—穆斯林,由此开辟了反击反包围摩尔人—穆斯林的新战线,实现了当初的一个战略意图,问鼎印度洋霸权。     

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与跨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全球化对国家文化主权形成了挑战,并削弱了文化主权。中国应该建立跨世纪的文化战略,坚持文化的开放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捍卫文化主权与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的统一;发扬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倡导大众文化的统一。在文化的良性互动中捍卫文化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     

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思考

恐怖主义事件在美国的频繁发生,既同全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盛行有关,也同美国所处的地位和它的外交政策有关。恐怖主义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外交战略,动摇国际政治的主流。     

文化领导权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葛兰西基于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了一条总体性、内在性的、渐进性的文化变革途径,这一理论突出了知识分子在实现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困境普遍化的当今时代,文化变革已经具有了直接的社会变革的意义,通过知识分子化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几乎成为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因此,为了能够引领文化变革,知识分子重要使命就是克服自身严重的分化状态,使自身和社会实现知识分子化,从而克服文化困境,进而推动社会变革。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