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功能重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研究——以F市地方传统商超为例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城市社区商业积极参与抗疫防控行为引发社会对其社会功能的重新思 考.调研发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行为有了明显改变,由社会规范、聚集人群、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组成的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从弱变强.危机中城市社区商业行为的变化不仅促进了零售机会的增加,还加强了与所属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告别单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商业社区社会功能的重塑,是实现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的关键.     

公共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研究

档案学界理念从"社会记忆观"转变到"社会服务观",各层级档案馆也逐渐从综合档案馆开始向公共档案馆转型,各档案馆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这一系列转变加大了公众对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需求与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间的矛盾。本文立足于公共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现存不足,从馆藏资源的广度、多样性和特色提出意见和优化策略,使公共档案馆在馆藏资源建设的方向和方法上更加合理、满足为公众服务的需求。     

再论文化研究的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点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范式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论争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研究大家和专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了不少理论建树。随着文化研究不断的不断深入发展,其背离初衷的困境也逐渐显现出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所谓的"准学科",冲出藩篱的文化研究有渐入围城之势。文化研究反对价值中立,但其批判性却逐渐淡化。文化研究以流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可当下的一些流行文化并非来自最广大的民众。文化研究主张公共话语,言说日常生活,可文化研究的话语特点却日渐晦涩。文化研究的定位、批判态度、研究对象和话语表述都有待真正回归,以还原文化研究本来的阅读书写关系。     

大学内设机构膨胀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中国大学的内设机构一直在膨胀之中。由于发展的驱动、办学资源的诱惑、现代化产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大学不断成立一些新的机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大学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成立了与政府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内部机构。同时,模仿性机制导致大学间相互的模仿和攀比,从而使不同类型大学的内设机构全面膨胀。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主导大国为本地区提供的国际性安排、制度和机制，对本地区的权力主导、结构稳定和地区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国力持续增长，中国开始从双边、多边安全合作转变为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调适安全合作机制和创构安全公共产品，将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作为未来稳固周边安全的重要机制。典型实践便是在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之后，中国迅速联合老挝、缅甸、泰国构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四国执法部门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航执法，共同防范、打击和制止湄公河流域违法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航运安全。经过四国的共同努力，中老泰缅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得到了有效验证。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然而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细化与整合、运转协同和效能提升仍未完全到位。回溯机构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政府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构建阶段，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最富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强调权能配置和人员构成的民族性，逐步差异化设置机构、探索单一制下政府机构平衡设置等历史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合理汲取历史养分，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法制体系，明晰特殊性职权和民族性职能，健全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创新改革模式，强化地方参与性，切实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政府自身建设持续走向深入。     

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

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不是简单的住房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空间资源、财政资源等)、政策建构主体的权威、强势利益主体的态度、政策落实的差异等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抑制了将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将保障房看成是城市准公共产品,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分析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体系的制度困境与现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