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抑制或鼓励:民族危机下的人口问题

近代中国人口问题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社会问题。人口过剩论与人口不足论是20世纪前半期两种主要的人口观点:人口过剩论认为中国存在人满为患的危险,应采取相应的抑制人口生产政策;人口不足论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而是人口不足的问题,与之相应的应制定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实质上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改造中国社会弊病,图谋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闺秀与新女性: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

晚清女学生同时拥有闺秀和新女性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她们是来自士绅家族的闺秀,幼受庭训,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遵守传统女德观念;另一方面,女学兴起后,她们又进入女学接受近代女子教育,被塑造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拥有启蒙女界的自觉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在女学生繁荣的写作背后,两种身份并存共生,分别于公、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又在道德层面实现了新旧两种身份书写的互动与融合。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是晚清女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身份认同的缩影,她们的努力与尝试体现了女性智慧与女性力量。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近代日本军事顾问来华原因及影响

本文以甲午战争后中日强弱关系的转换为背景 ,中日两国出于不同的目的 ,促成了近代以来大批日本顾问来华。日本顾问来华 ,对中国军事改革、军队建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对日本扩张在华势力 ,推进大陆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的作用则是巨大的。     

晚清小说家眼中的立宪运动

晚清小说涉及宪政运动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宪派所写,用来宣传立宪的内视角小说;另一类是小说家旁观品评的外视角小说.从晚清小说提供的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立宪思想的传播和立宪的舆论准备,看到当时的普通人对立宪运动的看法,同时可以看到一个主义是否得到群众拥护,不在于其是否符合"历史规律",而在于其是否取得当时人的信任.     

第三次国学浪潮：复古还是复兴

三次国学浪潮的掀起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国学浪潮。 第一次可称为国粹主义浪潮，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晚清时期，借引日本“国学”话语，以反满革命为目的，以复兴古学为旗帜，以“国粹”凝聚“国魂”，激励“种姓”，提升“国德”，增进“爱国的热肠”，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国粹学报》（1905～1911年）为其主要舆论阵地。     

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

年鉴是工具书的重要类型之一。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阮湘等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这是学界所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1921年英国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和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在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年鉴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回避它们。本文试图揭开民国时期英文中国年鉴的一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以凸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