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作为真理游戏的电子游戏——跟随福柯的文本脉络探寻游戏哲学的建构可能

在当今日趋游戏化的世界之中，游戏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甚至难解难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为我们经由游戏的视角来反思生活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也为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严肃乃至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游戏之中的反思来说服、引导玩家挣脱游戏装置的操控。在这个方面，福柯中后期所提出的真理游戏的概念具有深刻启示。他一方面展现出从权力向治理的转化，进而揭示出治理之中的两个要点，即引导灵魂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将真理游戏细分为从政治游戏向哲学游戏的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说服力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点。如何像苏格拉底那般进行哲学式的真理说服，而并非仅仅臣服于智者式的信念说服，也就成为引导未来电子游戏走向哲学游戏的一个重要线索。     

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中的运用——以武汉为例

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思政课教师应该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教学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和功能。     

社会发展内涵探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社会发展，不是对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而主要是运用逻辑手段，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进行抽象、概括，揭示出社会整体发展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为了对社会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从社会、社会革命、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了探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伟人的足迹——重读徐觉哉先生著《恩格斯画传》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徐觉哉先生著《恩格斯画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是在1990年旧版本基础上更新换代、推陈出新、全力打造的"升级版",是中国学者对恩格斯学、恩格斯研究和恩格斯传记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重读此书,深感该书不仅有助于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更加生动鲜活、全面透彻地学习恩格斯、理解恩格斯、敬仰恩格斯,而且有助于世人更好地缅怀恩格斯的伟大人格,铭记恩格斯的卓越功勋,重温恩格斯的崇高精神和发扬恩格斯的光辉思想。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