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英美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与我国专家证据制度的建立

专家证据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广泛运用的证据形式。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将专家视为一种特殊证人较有特色。专家证人以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等多种形式向法庭提供证据 ,强调专家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 ,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审查。而我国专家证据仅有鉴定结论一种形式 ,既不科学 ,又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建立我国以鉴定结论为主、以专家证言为补充的专家证据制度势在必行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广泛运用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和证明过程中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作为对新生事物的关注 ,我国法学理论界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种类归属及证据力等问题的研究在近年内也缓慢起步。因此 ,当前有必要从电子证据的收集与提取、资格与归属、认证与证明力各环节出发 ,对电子证据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 ,从而作出新的立法构想与安排 ,以弥补旧有制度的缺陷 ,并适应社会进步和国际发展趋势。     

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名为“证据禁止”理论，它与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相比，更加注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德国的“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其证明力，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及其完善

证据保全是法院对证据采取保护措施、保证其证明力的一种制度,包括诉前证据保全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并不完善,应当规定全面的证据保全制度,即对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应当加以规定;另外,还要完善证据保全的具体程序与规定证据保全申请错误的赔偿和诉讼等。     

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价值取向在于保障私权、制约公权和维护程序公正。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以及我国的证据法传统和行政管理现实等相关因素，客观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中书证开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或审理过程中,按照法定的条件及程序,将各自掌握的,满足证据三性要求的以文字、符号、图案等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称为书证开示.我国由于缺乏证据开示制度设置,庭审中"证据突袭"的情况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庭审效力和对证据认定的准确性.针对我国书证开示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明确书证开示的原则:不对等开示原则;全面开示、例外不开示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并明确书证开示的时间、范围,以及不开示的法律责任,建立不开示书证的救济、保障机制.     

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来自中国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物价上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热点问题。汇率是以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作为不同货币之间价值的对比，是开放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变量，其变动从长期来看体现了不同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差异。而通货膨胀在经济学文献中大多被定义为流通中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