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职业倦怠研究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于青年教师。对256名高校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心理资本、职业倦怠特征及两者关系。结果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在不同性别、年龄、教龄、岗位上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职称、教授课程及岗位的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倦怠存在显著性差异;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其职业倦怠各维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高校青年教师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公司资本功能再认识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大陆法系公司法极为看重公司资本的功能,在传统观念看来,公司资本既是公司成立和存续的要件,也是公司股东取得股权的对价,还是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担保。然而,公司资本在公司实际运行中能够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可能凭借公司资本确保公司的健康发展,更不可能依赖公司资本保障公司债权人债权的实现。2013年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富有成效,但新的规则对原有的公司法律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不仅如此,此次公司法的修订并未触及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公司资本制度仍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空间。     

北京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群体,从流动过程到聚居区形成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总体来说,是一种非融入式的社区生活。笔者以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目标人群,以其聚居区为研究对象,探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和特点,并就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资本逻辑下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资本逻辑导致现代人的异化。作为社会中人的思想引导与思想反映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资本逻辑下的媒体变革中,政府宣传策略又会出现什么改变,用以适应已经异化的"传播者"与"受众"。从以上分析,推论出资本逻辑是美国商业媒体的决策前提,政府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点实现了与其的互惠互利,从而让国家意识形态顺利进入媒介。资本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利用好这种资本逻辑,分析中国媒体的走向,准确把握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文化特色小镇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地方居民作为地方文化的活载体和保护主体,其积极主动的文化保护行为对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文化认同"和"个人社会资本"两个与居民文化保护行为有关联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从而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探讨影响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机制。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认同、个人社会资本和主观规范对其文化保护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