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型时期的廉政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新旧体制交替，价值观念的扭曲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致使腐败滋生、扩散。为了消除腐败，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党的自身制度的建设；加强立法、执法和廉政监督。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城市教育行政对此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同时给予适当的经费扶持、公平待遇和充分信任,在经济和办学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干预。对众多私立学校的间接管理模式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负担,也为城市教育行政集中精力办理宏观教育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

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3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 (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隋唐道教术数学派与传统数学关系考论

关于隋唐时期道教在传统数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多的探讨,然仍显不足。要言之,隋唐道教术数学派坚信术数与数学互为表里,通过"算"、"数"之共性将术数、数学融为一体,并以兼摄数学之术数求道证道。这些思想使得其自身在传统数学(包括天文历算)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影响了传统数学的精神气质和发展趋势。而道教术数学派在术数、数学上的研究,对道教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秦道家的理想人格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体现着做人的方向和人格的标准。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道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道家认定天道自然无为，把人从传统的天命论中解放出来，主张强调人性的自然性和真实性，把人的本质归于自然、素朴、无为和虚静。因此道家主张的是自然主义的理想人格。本文通过对先秦道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道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浅论魏晋名士简傲性格之成因——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名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放任、怪诞的行为，究其源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以《世说新语》为例对魏晋名士的傲诞行为与性格加以分析，并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家教背景几个方面追溯其形成原因。     

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述评

赵执信是清初山左诗人群体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其诗文、诗学理论、诗余乃至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具体有赵执信概论性研究、赵执信诗文及诗歌理论研究、赵执信与王渔洋关系及其交游行迹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