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信息的功能磁共振图像配准

互信息作为衡量两幅图像配准的相似性测度函数,当两幅图像配准时,互信息达到最大值。该文提出了基于互信息脑功能磁共振图像配准新方法,采用了无需计算梯度的Powell直接搜索算法,并通过多分辨的方式加快了图像配准速度。磁共振的配准实验证明,互信息法能准确地实现多模态医学图像的配准,并且能达到亚像素的精度。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本文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出发 ,深入浅出地论证了户籍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并揭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性和存在问题 ,阐明了市场经济运作条件和规律对户籍改革的本质要求 ,指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对策建议     

户籍改革的研究状况及实际进展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 ,引起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众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户籍管理制度产生的原因、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户籍改革的思路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实际工作部门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修改。本文就户籍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进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权利限制功能

一般认为,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一般公示方法,其功能主要在于公示。但是,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一种带有行政色彩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其公示功能的背后,还有权利限制功能。它通过私法和公法两个途径加以实现。其私法途径包括通过对物权变动的不同影响体现其功能;登记协助不动产他物权实现对所有权的限制。其公法途径一是产籍管理,二是通过登记对不动产的流转进行审查监督。     

我国物权法中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不动产登记是各国物权立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我国的物权法对于物权变动公示方法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保持了现行有关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根据现实需要创设了一些适应社会需求的制度，呈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从不动产登记的概念、性质出发，介绍了我国物权法关于此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Logit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10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里甲是清王朝建立后征收赋役的地方基层机构。清政府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衰落,负责编查与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并取代里甲组织的经济职能,出现了雍乾以后控制地方“惟保甲是赖”的局面。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