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在传统中国,官员与学者身份的确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科举制度,几乎都能使成功的学者找到一条通达的仕途路径。政、学分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还是晚清一些有识之士的见解,至少孙中山先生曾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先生,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大事”,“非大官”不能做。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立德”、“立言”,却很难真正“立功”。这一点常常成为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距离的一个重大原因,官员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官员,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之间的对峙。我们希望官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但我们也知道政治运作同样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需要也值得全身心投入。伟大如毛泽东者,兼禀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文化品格,他的历史贡献使得“毛泽东”这一称谓,曾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的完整过程。这是伟人的业绩,不可能拿着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官员。当今变革的时代,政、学两界载负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人间情怀,在人们对官员的素质亟待提高的众多议论中,在现代学人依旧不时隐隐流露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卧龙式自负中,我们不禁思考:官员与学者之间除了各种各样因时代条件变化而不断选择的沟通范式外,怎样寻找一种共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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