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

有一种意见认为:“词的时代内容的特征”就是表现“地主知识分子达到它顶峰时,便也开始了它的没落的情调”,而“苏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那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又有一种意见认为:从屈原以来,包括苏轼在内的大多数人之不与现实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都是“奴性人格”的表现,是“坐不稳奴隶地位”的悲哀。这两种意见来自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个体系都有不同程度的使人钦佩的地方,但他们对苏轼的评价,我则始终未敢苟同。苏轼元祐年间在杭州所作词,属于其词风发展的第三阶段,内容关涉出仕与隐退的矛盾,风格则豪雄气少,清旷情多,在整个苏轼词中并不算最昂扬的部分。然而就是这部分词,我们读后仍然感到它们不是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更不是坐不稳奴隶地位的悲歌,而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孤愤,是追求自我实现而受阻的心灵射出的不平之情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