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

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运用于对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所形成的汉学人类学,既要面对典籍、制度和中国大历史,又须立足于"小地方"或者"社群"、"村落"的田野作业。汉学人类学一向把抽象的、整体的中国或者汉人社会当作一个"有历史"的"他者"来看待,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式,但如何更好地表述"多元"(地方、族群)与"一体"(国家、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国家和汉人"之外"的其他系统纳入其视野,以及如何把国家和汉人社会当作建构与表达的方式而非当作"既有"的田野背景,仍然是汉学人类学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闽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的田野研究显示出,在唐宋以后该"界域"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多层次的礼仪—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一整套"地方"象征的生成器和"包容/排斥"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区域体系的构造及其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学人类学若能以模式交错的角度在其中把握"流动的他者"的脉络和意义,必能重新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并可以在这样的"历史感"中探索建立某种中国式"礼仪社会理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