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应理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中的贡献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时由于葡萄牙人打开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得多了。充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是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到1780年为止,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土就达四百多名,其中著名的有七十多名。他们大都学识渊博,在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同时,还介绍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然而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应该讲是自东而西的,通过耶稣会传教土们的报道和著述,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尽地被介绍到西方,使历经“三十年战争”(1619——1648年)前后劫难的欧洲人惊羡不已。由此引发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时期的“中国热”,不仅指当时欧洲在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方面的所谓“chinoiserie”(汉风),也包括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