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谒刺表征与礼俗变迁研究——以门状与手状为例

门状本是滥觞于秦汉间的拜谒媒介，唐时却被粉饰为巧馅曲媚、权衡贵贱的工具。宋初伴随“士”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精神平等意识的崛起，门状书写展露出“谦尊而光”“以贵下贱”的待士态度。此时手状也剥离宋初的等级化内涵，其亲笔书写、轻省简便、情感真挚的性质，更符合“士”阶层尤其是新儒家对于“礼”的解读与施行。门状与手状同时走向实用主义的道路。元祐时期，在崇尚个性、博学、礼仪而又鄙视虚伪、刁滑、伪善的世俗生态下，手状进一步形塑成展示自我风仪、高远人格和雅致生活的载体，同时彰显出士大夫的党群特征与同类相从的身份认同。南渡后掀起重建“礼”的政治文化风潮，要求将社会礼俗道德“整齐划一”,于是门状重归，而门状所代表的盛礼，伴随理学的僵化产生变异，最终造成“礼虽至矣，情则反疏”。宋末时，门状与手状更是随国力凋敝，体现出时代格局枷锁下士人狭隘的襟怀。要之，门状与手状的演变历程展现了两宋三百年间的文化思潮、政俗变迁，也从侧面演绎出两宋士大夫群体对“礼”的思想认知与重建“礼”制的历时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