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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