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