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与被表达的相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屯堡文化

作者根据自我优势和社会需要的可行性原则，选择安顺屯堡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与问题，是因屯堡文化及相应表达途径、研究方法更宜于作者实现个人创作价值与目的，而所有方法旨归于作者的自我追问。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屯堡文化承担起面向读者展示作者研究水准、学术志趣甚至精神思想的任务，与作者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反身性”关系。通过研究可知，“安顺”这一命名具有介入传统旨趣的复兴门径的作用；而“踩财门”等祭祀祈福仪式中戏剧人物身上发生的功能置换从而使其具有“元戏剧”特征，这打开了阐释屯堡文化的另一种路径；对屯堡文化生态意识在贵州乃至中华文化生态链条上漂积与演化的探索，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构成以及在新时代流变形态的寻求等，既展示出作者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作者知识体系的审察与修正。从方法论层面来探讨安顺屯堡文化的“元戏剧”“活态原典”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为多民族文化良性互动并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方案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