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

文学作品的流通和传播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间所显现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更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部二三流小说,但在明末清初却受到众多出版商的青睐。在清中后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沉寂后,清末民初再次出现刊刻的高潮。这部小说的两次刊刻高潮,都与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有密切关系,都伴随着"郑和记忆"的重构问题。罗懋登生活在明朝日益走向衰弱、海事危机不断的时代,他有感于国势的衰微,欲借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来激励君臣,把重振国威的期望写入自己的小说。明末清初的书坊书商重视、读书界热衷于《西洋记》,也是在于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特别关注,表达"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以重建被丢失的"郑和记忆"。晚清的海事危机更为严峻,再度催发了整个社会对异域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社会统治者的失望,国人再度在旧书中寻求辉煌的历史,寻找心灵的安慰,《西洋记》便再度出现刊刻高潮。《西洋记》在晚清的多次重刻和流传,也反映出国人海权意识的觉醒,还为20世纪初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人重构"郑和记忆"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