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由康德奠定经典内涵的实践理性总体上是与感性经验无关、“不计后果”的,因而是存在无忧的。在高度现代性时期,全球性风险带来本体性不安全和生存焦虑,使得我们必须基于生存——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理性,这便是本质上是存在理性的生存理性。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生存理性是后启蒙的、完成现代性转换的生存理性,是非先验的理性,具有反思性特征,本质上是基于共在这一底线的公共理性。在意向性与外延性高度强相关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吁求基于共在的生存理性,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再道德化。在此意义上,强调修身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助益之处,康德的实践理性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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