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