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

吴才茂在《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撰文指出，清水江下游的苗、侗族妇女，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与历史条件下，通过直接从事治理家务，并贡献劳动力，涉足社会经济活动，使得她们的生活空间逐渐拓宽。由此，她们拥有尤其是在处理财产方面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利。比如，妇女们未出嫁之前，就可以有家产的继承权，即所谓“姑娘田”或者带着财产到夫家并可以出卖；而成为媳妇之后，她们不仅有和儿子即“母子商议”出卖财产的权利，也有独立出卖财产的权利，更有在“夫妻商议”中成为财产买卖的主导者，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可能超越了以往研究所示的那样——妇女并未有真正的财产继承权或者财产自主权，而是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多样化的存在于家庭内外，甚至主导着家庭日常生活的运行。这可能也是清水江下游即便是现代社会，很多男性都听从女性安排的原因所在。而实际上，蒲松龄早就指出过，惧内是“天下之通病”。因此，在正史官方数据数据很少记载妇女生存活动记录的情况下，多方面地发掘保留在民间的数据就非常必要，诸如契约文书、族谱、碑铭，等等，这类数据不仅能够补充正史记录的不足，也可以作为民间生活真实面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