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