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每年的高考前夕,总有一个话题让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京、津、沪发达城市的高考录取线,总是令人吃惊地低于其他城市。这和人们的直观判断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按讲发达城市的教育条件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城市,考生的综合素质也该高于其他城市(实际上,这一点正是京、津、沪地区高考录取线低的主要理由),却为什么偏偏可以书念不好,书念不好还可以上重点大学。这种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性特权,引发了许多人不惜重金把孩子的户口落户京郊,然后在原地区参加高考,以期分享户口特权的一杯羹。事实上,这种户口特权带来的受教育权不平等只是整个教育不公正的一个非常次要的背影。教育不公主要表现在基础性的义务教育上。首先,对农村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国家投在京、津、沪每个中小学生身上的人头费是偏远落后省份的几倍,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基本上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虽然各地政府也多方努力,“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基层财政实际上不堪教育的重负,最穷的依然是教育,最苦的依然是孩子。其次,城乡壁垒下的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严重不平等。据调查,京、津、沪等发达城市外来的流动儿童人数已达数百万人、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遭遇种种歧视与困难,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失学严重。再次,在教育总的投入上,国家也更偏重于精英教育,而对基础教育则更多依靠县、镇财政。由于县、镇财政普遍比较困难,造成基础教育不完善,基础不扎实,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整体的劳动力水平。现在我们都在大谈教育产业化,其实,这里有个分类指导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可以产业化,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宜提倡产业化。对于那些基础教育范畴,那些贫困地区,国家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重担,使教育真正成为公正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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