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异化与贫困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