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历史上对于兴的研究多集中在它的性质和界说上,“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在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同时,开始对兴的其他方面如它的分类、本义和来源等也进行了正式探讨。无疑,这是兴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本文拟就这后一方面对几十年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也许不无意义。先说分类。对兴的分类,虽可以上溯于唐代,唐代《诗格》将兴分为十四体,但正式给《诗经》的兴分类的始于朱熹。他将兴分为三类:兴而比、赋而兴和兴。朱熹认为前二者很少,而第三种则是大量而普遍的。他注《周南·汉广》三章都是“兴而比”。注“兴而比”是就两句合起来而言,分言之则第一句是兴,第二句是比。所以这一类实际上与单纯的兴还是一样的。他说的“赋而兴”,是就兴兼赋而言,是指兴与赋的融合。这类兴与单纯的兴在性质上确有本质区别,它的兴句与中心部分(即“所咏之词”)已经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意境,而不是单纯兴中那种比较简单的衬韵、比附、象征关系。朱熹之后,一些论者给《诗经》的兴分类也多采取这种方法。它在实际上已经朦胧地认识到兴在塑造诗歌形象和构成意境上的意义和作用,是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这是符合兴的特点和性质的,但他只是着眼于赋比兴的关系上,从它们之间的融合和分化上立论,而未能提出充分反映诗歌艺术形象构成特点的有关判断和概念,因而使之不可避免地带有缠夹不清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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