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杜甫离秦州赴蜀地纪行诗

丰富多变的社会经历锻造了杜甫观察和选择生活、表现和描绘生活的能力。“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经过四十几年歌咏生活的艺术实践,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促成,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天,他创作出“三吏”、“三别”这些伟大的诗篇,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这年秋冬又写出离秦赴蜀两组二十四首纪行诗,呈现出诗人五言诗创作的特有风采,清代《杜诗言志》一书正确地指出:“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前作”,宋代朱熹亦说:杜诗“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这里所说的宏肆、旷逸即是杜诗后期诗歌的基本风格,也是这组纪行诗典型的艺术特征。按前人考证,发秦州至凤凰台,又发同谷至成都府,计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次序(当然还有争论)。然而,各篇的表现方法却“自辟境界”,“蹊径各不相同”(浦起龙语),笔力善于变化,手法丰富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