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海洋面积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连通着世界各大陆。在历史时期，海洋既是各大文明区之间的地理障碍，也是沟通其间的桥梁。自明末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人来到中国，将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带给中国人，与此同时，也将中国及其周边海域的地图和地理知识传回西方。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知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交流，而中西对海域进行的探索和地图绘制，则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长卷式是中国沿海地图的一大特色，其特点是将中国的海岸线呈“一”字形绘制，用册页刊印或者绘成长卷。有以海为上、大陆为下的，目前所见以明代郑若曾《万里山沙图》为最早，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也最大；同时也有以大陆为上、以海为下的，在历史时期对当时与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的系列地图，催生出诸多版本的地图，其中的世界地理和东半球地图，也对清代地理图籍产生广泛影响。孙靖国《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对《海国闻见录》的版本进行了梳理，指出乾隆九年或稍后的初刻本的存在，并根据各版本的文字和地图地物的差异，推测在今日所见五个版本之外，还可能存在多个版本，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文章对摹绘、翻刻自《海国闻见录》的系列衍生地图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陈伦炯地图与地理信息的来源进行了考证，指出正是明末以来的中西地理信息交流，催生了这一影响广泛的地理图籍。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伴随着对亚洲海域进行的测绘活动。其中，荷兰人作为17世纪的“海上的马车夫“，在近代地图史上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尤其是其商业地图的刊印出版，成为当时欧洲的中心。低地国家的制图师和地图出版商，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洪迪厄斯（Hondius）家族和布劳（Blaeu）家族等，纷纷出版了多样而精美的地图、地图集和球仪。但正如丁雁南博士在《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中所提出的一样，商业地图上的成功并不能代表荷兰地图学的真实成就，他对新近披露的欧洲各收藏机构的一批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绘制的以中国海域为中心的手稿海图进行了研究，指出荷兰人的地图制作活动存在一个在手稿和印刷品之间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的二元结构，认为其地图学成就有待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肯定。
在现代统一标准的地图学范式形成以前，世界各地的地图绘制和刊印都呈现出各区域、各机构，甚至是不同个人分别进行的态势，形成了诸多的“小传统”。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之间，荷兰的手稿测绘地图与商业地图，以及中国传统的长卷式沿海地图与西方的波特兰地图之间的并行状态，都是这种地图绘制多元发展、并未整合的时代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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