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多年来，我国对托尔斯泰著作的理解主要基于俄国和欧美文化立场的阐释。而这些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对托尔斯泰一生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对托尔斯泰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缺乏重视。而这恰恰正构成托尔斯泰一生精神探索和创作的重要特征。关首《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因、主题和书名含义．过去多从社会宏观的外在动因进行说明，缺乏对托尔斯泰的“具体历史性”思考，没有顾及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在他否弃了西方的进步观念之后，试图在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平）中寻求一种可以对抗滚滚而来的西方文明（战争）的力量。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内涵。而从托尔斯泰东方走向传统文明的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出《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说的拱形结构的意义。两组几乎表面无关的情节线索，形成东西方两种文明中人的不同境遇和命运的排列的鲜明对照，把两位同样可爱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引向不同的结局。对小说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读，不再是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关于《复活》书名的辨析和超越的路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加以诠释。在以基督教的关键词“复活”命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蒙受神恩救赎而复活，而是像中国人那样的良心发现和弃恶从善。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中国人的“复性”，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这不是一种靠神恩和救赎的复活之路，而是中国人所走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