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