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1957年春,我把我的通俗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的清样寄给金岳霖先生过目,并趁我到北京开会之便,请他跟我当面谈谈他的意见。金先生当时住在北大燕东院。他约定一个晚上叫我到他家去,特别准备了几样下酒菜,请我喝泡了枸杞子的酒,跟我边喝边谈。他仔仔细细地对我的小册子提了意见,也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勉励我顺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并说:“我那个《知识论》不行,许多问题搞成唯心论、形而上学了。”又说:“形而上学,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我的《论道》特别严重。”他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在学生面前作自我批评,使我深为感动。但我觉得老师的自我批评有些过份了,便说:“金先生太谦虚了。你的著作有许多合理的东西,谁也不能抹煞。譬如说,我这小册子中讲概念对现实有摹写和规范的双重作用,还说在科学研究中即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理论便转化为方法,这都是金先生的见解,我不过换了两个字,略加引伸罢了。我以为金先生的《知识论》讲概念的‘摹状与规律’,讲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是合乎辩证法的。”金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呣,这一点,我大概讲对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