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 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