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