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专题

从过往的历史变迁之迹中寻找某种历史演进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是如此的快速和剧烈，使得任何置身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在短时间内恐都难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的论争。单说究竟何谓“现代”、何谓“中国”、何谓“学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立说的立场差异和持论的理据各别，就产生了无数的分歧。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反思超越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发现某种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实”呢?戴登云教授的《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一文试图作出新的努力。该文认为，当代学界对“五四”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反思，之所以常常呈现为一种无效的反省，是因为受到了如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在思想视野的层面，无法在种种现成的思想视野（这些思想视野包括:“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文化守成/创造性转化”“体/用”“经验性的中西古今融通”“现代化”“现代性悖论”等等）之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想史视野。二是在学术观念的层面，未能有效地化解“学术—思想”“科学—人文”“专家—通人”“学术—政治”“西化—自主性”“全球化—中国特色”“求是—致用”之间的双重性张力和“传统—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连续与断裂。为此，我们必须建构出一种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的自明性认知，并对之作出本源性的论证。具体而言，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三分”观:“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探求、一种自我存身于世的合法性论证、一种对本源之‘思''的遮蔽与解蔽”，并勾勒出了如下一种学术思想史视野:学术范式的变迁与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根据这些洞见，该文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化解中西古今之争，并建构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居功至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意范式———现代白话文。这种新表意范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即现实主义。为重新彰显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勇教授的《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文，在百余年来中西方文论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论争语境中，重新钩沉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谱系，再次重申了评价一种文学主张的基本标准，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偏至。该文指出，尽管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他文学流派，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是，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总之，一种文学如果无法介入历史和现实，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精神品质的。五四文学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担当了民族国家自我革新与复兴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