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心二用”的治学法

“一心不能二用”是古已有之的格言,但是并不完全正确。从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的治学经验看,“一心二用”,却往往效率高,收获大。这可以郭老的治学为例: 郭沫若研究《墨子》,引起了对吴起的同情,写成《述吴起》;由于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吴广的农民革命,便另写《秦楚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研究的补充;又因音乐是儒墨之间所争论的主要问题,郭志的兴趣又被音乐问题吸引住了,于是写成《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接着发现钱穆《诸子系年》中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与自己的意见完全相反,遂写《公孙尼子追记》;此文写好后,郭老的“兴趣又掉换了一个方向”。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读《吕氏春秋》,初意欲收集关于惠施之材料,忽尔意动,欲写《吕不韦与秦始皇》,写此二人之斗争。……”就在这次掉换研究方向的同时,郭老总结了他的这个治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