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洋人当教头的前前后后

1972年底，我从江西一个山沟沟里调回北京，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五七战士”生活。学院“文革”中被撤消，并没恢复，我是沾了妻子的光才回来的。她是医生，我是汉语教员，这证明我小时候父亲要我长大当个“科技人员”是高瞻远瞩的。这一年我39岁，正是父亲去世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