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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兼论邓小平理论的本质内涵
引用本文:卢毅.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兼论邓小平理论的本质内涵[J].社会科学战线,1997(5).
作者姓名:卢毅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
摘    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历史积淀的个性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所谓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反映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文化之共同要求的普遍主旨,是文化的时代趋向、世界潮流的总体概括。此二者构成文化的基本属性,共存于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民族文化形态中,不可偏废或缺,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比较中,持论者往往因各自立场或学理之歧异而各有所侧重偏向,在理论上则形成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论争。本文拟对近现代东西文化比较做一番世纪回眸,以求获取有益于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的深刻启示,彰显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特征。 一 大规模、全方位的东西文化比较发轫于近世天朝帝国的逐步解体和欧风美雨的沛然东渐,并随着外来危机的加剧和理论自身的深化而呈现一个嬗变的流程。概言之,近代认识与学习西方经历了“始于言技,继之言政,益之以言教”三个阶段。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良派“师夷长技”的主张,还是洋务派官僚们长达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抑或康梁戊戌维新对宪政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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