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