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对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影响新论

1919—1920年，郭沫若译介《浮士德》《三叶集》的通信与《女神》创作爆发的内在关联说明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并不晚于惠特曼。郭沫若此时主要接受的是青年歌德形象，吸纳的泛神论起初表现为倚重个人主情的写诗策略，创作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以剧曲诗歌为中心，郭沫若早期诗作显见《浮士德》混沌晦暗的宇宙和孤舟浮游的图景，塑造开辟天地、歌颂光明主题的同时反照了挣扎彷徨的内心场域，成为现代新诗史上独特的审美维度。对歌德理智一面的深入认知后，郭沫若将新斯宾诺莎主义的知识体系融入儒道传统思想，创造性地以歌德的行动主义观阐释个人、集体与宇宙的同一思想，实现了宇宙诗学向社会实践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