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祀孔典礼名为激励抗战御侮,实则推行三民主义儒学化、孙中山孔子化与塑造新权威的政治意图。其经过党国的演绎成为一种社会场域,在朝野上下引发了不同向度的强烈反响。从政治仪式的治术看,其成功地在短期内将党国的统治权威、秩序与正当性渗透进了社会生活。从仪式政治的治道看,其昭示出党国力图建立党治与礼治合一的等级政治模式,但这并不符合救亡启蒙、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国家祀孔典礼的有术无道,意味着党国在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上,以丛林法则对待政治公共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的博弈格局,排拒应有且可有的历史智慧和民主精神,从而自酿了政息人亡的命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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