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生成

南宋建立之初，重建了不同层级官员的言事渠道，但受动荡政局、恶劣政情、臣僚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言路未能取得应有之功效。在绍兴末秦桧去世、金欲败盟的局势背景下，王十朋等“五贤”利用转对纵论和战、国政。由于奏事内容切直，助推了主和“国是”的改变、朝廷人事的调整，故而此事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完全确立，也与士大夫舆论的集体塑造密不可分。事件作为庶官言事议政伦理的典型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起言路颓风的作用，改善了言路的实然状况。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南宋士大夫而言，事件具备超越具体时空的德性价值，提升了他们对言路的应然期待。上述变化形塑了南宋的言路语境，其造就的奏事流行模式、理想标准，规范着此后臣僚的言事行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