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洲大分流的政治表现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理论，一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这一观点在分析中国与欧洲在历史发展中的大分流是有明显缺陷的。随后，“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政治因素即制度因素的变量，其目的是从政治上解释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因素，但依然是经济分析的视角，而没有将政治制度这个关键性因素作为比较的内容。政治最为关键的制度是权力制度，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于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始于屋大维时期，在对待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上，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是大相径庭的。古代中国在体制内几乎对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异议而得以顺利推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主要来自思想界。欧洲思想界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几乎伴随着欧洲整个政治发展史。因此，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彰显了中国、欧洲大分流在政治上表现的客观实际，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基于这一制度的分流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