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