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Market Freed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China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