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创见三题

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不汝恤”(《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王船山诗文集》第533页)的大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堪与春秋战国相比美的又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由于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双重袭击,中世纪某些被视作金科玉律的制度、原则和学说,发生了动摇;又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的进展,加之西洋近代文明的输入,学术上呈现一种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方以智:《通雅·考古通论》)的佳境。这一切,都促成了明清之际“别开生面”的启蒙思想家的涌现,而王夫之便是这批人当中的精深博大者。 如果说,王夫之的同代人黄宗羲、唐甄以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显露其夺目的思想光耀,顾炎武以深研民生利弊著称于世,那么,王夫之以更加严密的哲理思辨,在自然观,历史观、文化观诸侧面作了意境开阔的理论探索。王夫之的朋友刘献廷曾这样赞扬夫之学识的宏富:“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派,仅有此一脉,仅有此一线耳”(《广阳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