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

魏晋时期,价值观上的天人关系以自然与名教之辩的形式出现,尽管先秦道家的观念得到了某种复兴,但玄学的主流仍上承了儒学的传统。不过,相对于前此的儒学,玄学所体现的儒家价值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突出地表现在自然原则的空前提升。儒家从先秦开始,注重人道原则和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儒学始终将化自然为当然放在首位。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随着儒学的正统化,体现人文价值的当然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与虚伪化,后者终于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危机。忽视当然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形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与儒家相对,道家关注于自然原则,后者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纠偏的意义。正是通过援道入儒,玄学的主流将注重之点由化自然为当然转向了化当然为自然,并由此对重建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统一作了尝试,这种尝试既表现为化外在的名教为内在的道德本体(王弼),又表现为普遍本体与个体自性的融合(向秀、郭象)。魏晋玄学由化当然为自然而确认名教(当然)与自然的统一,固然体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但是以名教(当然)的自然化重振名教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延续;而以仁义规定天性、以安名分为自然等等,则表明尽管玄学力图重建当然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尝试似乎未能完全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