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麻风病“污名”的社会建构——东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麻风院模式”再思

麻风病在东西方社会均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是公认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因此,理性地处置麻风病也就成为东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到明清时期,因秽(精神与肉体双重污秽的形体)、恶(自甘堕落为恶盗、恶徒、恶人的恶丐身份)、淫(纵情贪欲、违礼犯法的麻风男女)三端,麻风病被中国社会污名化为一种不洁的、危害社会公德和公共卫生的恶疾;麻风病患者被消极地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麻风院中)于官办民助的麻风院,非但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养而不教,故以理性管理为内核的卫生现代性显然并不清晰。与此对应,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降,用排斥和洁净两种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对隔离到麻风院的麻风病患者进行了严格的理性管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世纪欧洲在孕育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但其视麻风病患者为不正常的人的污名化举措,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彰显卫生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