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