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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