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良民”与埃利亚斯的“绅士”——中西文明之代表形象的对比

辜鸿铭的“良民”根植于“道德主义”，并在儒家“国家宗教”的教化之下，被塑造成充满着仁爱并随心而活的形象；而埃利亚斯的“绅士”则是置身在由于经济发展而越发紧密和不断扩展的人际网络当中，更加敏锐的羞耻感促使“自我强制”的心理机制逐步加强而呈现出彬彬有礼的形象。两人立论相左，前者因“爱”而生，缺失理性的维度；后者被“恐惧”所囿，掩盖了“神圣的本能”即仁爱，从而塑造出互为“他者”的形象，但同时也展现出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两个形象在建构过程中对于情感，对于家庭教育，对于社会视域中个人的强调，也是二者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