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儒学的早期会通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理探》等一批东传科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西方科学理性思想在国内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这些译注虽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接触;带动了国内学界对挖掘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本土逻辑史研究的热潮;对当时传统儒者的思维起到了训练作用,增加了另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并且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从更广阔的领域来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提供思维的认识工具。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的热潮,促进了以经世致用之学的"今文经学"的发展。